[12] 分别是1998年《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1998〕9号）、2003年《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03〕11号）、2004年《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04〕18号）、2005年《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05〕2号）、2008年《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08〕14号）、2013年《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13〕16号）、2018年《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18〕21号）。

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3页。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部门行政法的立法经验主要是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因此当时制定的诸多行政法典与陕甘宁边区已经制定的行政法典有高度的一致，当时的部门行政法典是对陕甘宁边区传统的延续。

换言之，《立法法》规定的有关部门法的称谓是非常中性的，它没有反映某种价值取向或者利益关系。3.部门行政法结构的调整 部门行政法结构的认知可以有下列进路：一是部门行政法内部的位阶及其关系。该质的规定性使部门行政法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这个内涵与行政法体系的内涵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只是分析部门行政法内涵的法理基础，而它本身并不足以构成部门行政法的自身内涵，这是一方面社会协商是我国民主体制的体现，是我国社会民主化的体现。自1989年我国制定了《行政诉讼法》之后，相继制定了《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学界将其称为六法一例。

变迁维度的把握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是行政法体系的变迁。质而言之，新的时代格局下，部门行政法如何回应新的社会矛盾，它已经形成的体系格局能不能有效解决新的社会矛盾，都是我们要反思的，而这恰恰使我们有可能对部门行政法体系进行重构。给付义务与法定职责间的界限有必要得到明确，否则极易引起司法适用上的不便与混乱。

针对依法给付义务等不确定法律概念，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案将导致截然不同的适用效果。[47]可见，观点上的分歧仍然显著存在。一定期限内要求法院在裁判中言明履行给付义务的期限。[39] 参见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72页。

[72]就此而言，给付判决在行政诉讼制度中的功能定位应被理解为，弥补以程序性裁判为原则的履行判决的不足，承担实体性裁判的分工。[7] 参见章剑生：《行政允诺的认定及其裁判方式——黄银友等诉湖北省大冶市政府、大冶市保安镇政府行政允诺案评析》，《交大法学》2016年第2期，第175页。

[24] 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判决论——基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规定之展开》，《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第143页。此外，虽然行政诉讼法和行诉解释均未明文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给付义务作出了另一项限定，即给付义务必须内容明确。行政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行政义务的，可以直接进入执行程序。[14] 参见胡敏洁：《给付行政范畴的中国生成》，《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第34页。

[63]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中，不乏直称撤销诉讼确认诉讼课以义务诉讼的现象。[62]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虽未对诉讼类型进行明文规定，但通过判决类型构造非明文的诉讼类型已成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司法实务中，拖延履行常被解释为拖延履行不具有正当理由。据此可以推出，对于具有正当理由的拖延履行，不应作出给付判决的结论。

这是导致给付判决功能定位不清的根源所在。[9]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诉讼法第73条将这一要件表述为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由此推出，作为给付义务之基础的法律关系也应依法生成。

从字面上看，法定职责受法所限，只能源自法律规范，在实际裁判个案的过程中，法已被扩张解释，源自行政规定、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先行行为的职责，均被认为是法定职责。[44]另一种观点认为，给付义务仅限于金钱或财产的给付，法定职责指行为的给付。

如在张晓将诉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等行政给付案中，法院以安徽省人社厅制定的《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皖人社发[2013]31号）为依据，认定被告谯城区政府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3]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以下。因此，法定职责与给付义务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并列关系，而非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包含关系。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司法机关之所以对依法作扩张解释，主要是参照了履行判决中法定职责之法的扩张含义，但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近年来，学界关于行政协议的争论也多源于此。[8]但基于我国行政诉讼以主观诉讼为主的基本定位，能够通过诉讼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给付义务势必源于公民的给付请求权。

上述疑问之外，既有的两种解释方案还面临着更为深层的困境。[11] 参见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45页。

[69] 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72条保留了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的规定，可以认为，履行判决作为程序性裁判的定位在规范层面得到了保留。关于新增给付判决的目的，立法过程中的观点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对于给付案件，如行政机关拒不发放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费，拒不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等争议案件，直接判决给付，能够提高诉讼效率，有效保障当事人权益。

在民事诉讼法上，判决类型被归为三类：形成类判决、确认类判决、给付类判决，其中形成类判决意指法院作出的关于某种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判决。[38]究其原因，根本上还是源于两种判决要求被告履行之义务，即法定职责与给付义务的关系未能厘清。

若两个概念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适用时仅需要明确哪个是特别条款、哪个是一般条款，特别条款优先适用即可。司法审查强度在判决中主要体现为判决的彻底性，即法院能否通过判决为被告直接设定内容具体的义务。[21]这意味着，给付判决所针对的给付义务必须是已经明确的。[79]针对干预行政领域的案件，法官要进行实体性裁判必然需要结合个案进行裁量，对法院机构能力的要求较高，但针对给付行政的案件，法官具有充足的政策作为依据，可以得出具体的给付标准，并进而计算出特定的给付数额，对法院机构能力的要求较低，容易驾驭。

就此而言，现阶段对给付义务的来源作限缩解释，更具正当性和可操作性。[76]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也得到了司法解释的肯认。

我国行政法上的给付多出现在给付行政一词中，是一个同生存照顾密切相关的概念。[20]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的这种理解势必导致给付义务与行政诉讼法第72条规定的法定职责产生紧张关系。

案由为不履行给付义务，判决采用履行判决等情形不在少数。这里的一定期限内并非法定期限或约定期限，而应理解为合理期限。

[15]行诉解释第92条明文列举了三项给付义务，尽管内容仍然包括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社会保险待遇，但末尾之处多了一个等字，为给付判决的司法适用突破给付行政范畴留下了空间。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简称行诉解释）第92条、第93条对给付判决的适用条件和裁判方式作了进一步充实，同行政诉讼法第73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主二辅三个条文的基本架构。至于第70条至第77条所规定的判决类型是否还有进一步分类的可能，仅从法律文本推断无法得出结论。明确了这一前提后，再来分析法定职责与给付义务分别涵盖的内容。

[11]司法实践中，裁判者更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这里的‘行政行为是一个大概念，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也可能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

[51] 参见章志远：《司法判决中的行政不作为》，《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20页以下。[60]比较法上，较为通行的做法是区分诉讼类型，针对不同的诉讼类型设定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

[65]同时法定职责这一表述所透露出的监督行政的浓厚意味，也使其与程序性裁判牢牢绑定。唯有具备这些条件，法院方可作出给付判决。